美国应学会如何与中国合作

詹姆斯·派克系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

本报记者 夏温新 谷 棣

“如今，‘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这样的观点几乎很难听到了。”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对美国决策者的失望。谈及近期的美国高官访华和中美外交高层互动，这位希望恢复美中各层级合作的知名美国学者强调，美国包围中国的政策不会有效，必须要想办法和中国达成和解。派克认为，美国应认识到“政策的危险性”，从中国崛起的角度重新看待多极世界，并学会如何与中国合作，而这也是许多“南方国家”所热切希望看到的。

“时间的流逝只会进一步表明美国政策的危险性”

环球时报：您前不久来邮件说，“很高兴看到《环球时报》最近对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专访”。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派克：半个多世纪以来，乔姆斯基一直是美国最敏锐、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批评美国的政策并认为其应对全球许多不公正现象负责。今天，当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将中国妖魔化为“一股可怕的、威胁性的力量”时，乔姆斯基的观点再次与美国现行政策及其所服务的利益（团体）形成鲜明对比，并对后者发出警告。

正如乔姆斯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所揭示的那样，我也想强调一下我所认同的批判性见解。首先，美国和中国必须要想办法达成和解，以应对核危险和气候危机等问题，这些危机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治理。华盛顿当前的地缘政治战略无法应对这些危机，因为华盛顿战略的核心是通过“零和游戏”以及把中国视为“新敌人”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领先地位。乔姆斯基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恢复美中各个层级的合作是当务之急，而非“脱钩”或“去风险”。举例来说，我认为，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美国需要深入探索技术，找到鼓励而不是阻碍中国在太阳能、清洁能源领域进一步发展的方法。事实上，我们需要发扬合作精神，开发对彼此生存至关重要的各种创新技术，并对意想不到的突破持广泛的开放态度。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经济，而不是美国限制或破坏中国发展的政策。如今，“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这样的观点几乎很难听到了。

派克表示美国和中国必须要想办法达成和解

其次，美国一直想维持全球领先地位，而最让华盛顿感到不安的是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方式。对乔姆斯基来说，中国的发展、经济规模和独立自主使美国不能像对待欧洲和日本那样让中国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面对中国的经济活力和发展趋势，华盛顿发现世界已变得“更加不稳定，不那么可控”。正如他所说，美国宁愿专注于中国，动员民众对抗新的敌人，也不愿制定更能适应当今新兴国家崛起和应对共同生存威胁的战略。

环球时报：您还提到，“如果可能的话，时间的流逝只会进一步表明美国政策的危险性”。为什么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哪些政策最为危险？

派克：自20世纪40年代末马歇尔计划提出和北约成立以来，美国靠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将军事力量与经济、企业和金融相结合的手段，不断推进“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政策。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华盛顿不仅寻求通过北约扩员来巩固自己的战略权威和影响力，还试图确保欧洲的经济发展不会给美国带来不可接受的挑战。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看到了德国是如何在切断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联系以及在美国要求其与中国“脱钩”或者说“去风险”后，经济福祉立刻就面临受到巨大挑战的局面。华盛顿不断升级乌克兰危机反映出70多年来支撑美国中心地位的一系列政策正在全面恢复。此外，北约有关向亚洲延伸以对抗中国的暗示正在不断升级。

美国企业界、金融界不满对华“脱钩”，并会有所反击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今年的中国之行，以及中美两国外交高层建设性会谈逐渐增多能让中美关系尽快“解冻”吗？

派克：我很难预测相对短期的美中关系会走向何方。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需要考虑。首先是经济。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的人士肯定会对政府的对华“脱钩”或“去风险”做法不满，因此他们会有所反击。存在治理问题的情况下，也不清楚美国政府能否持续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此外，美国的盟友最终可能会为美国落实“重建更好世界”计划付出部分经济代价。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经济问题恶化和政治分歧严重、不平等日益加剧、财阀势力不断壮大、选举和国会制度持续失调的美国。美国有超过3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对其长期经济的影响很难把控。美国现在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家。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事，并想运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化伙伴网络对付中国。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对美国来说不会那么有效。由于多种原因，北约模式不太可能适合亚洲。

派克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事，从长远来看不会那么有效

此外，我们还无法知道乌克兰危机将如何结束，这导致“南方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拒绝支持美国提出的对俄制裁，也对新冷战言行和针对中国的打压感到特别不安。如今，这些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强烈支持建立一个更具活力的多极世界，而华盛顿的对华政策试图忽视或排除这样的多极世界。西方单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已经使许多“南方国家”深受其害。许多人认为，如果华盛顿的行动进一步扰乱全球贸易模式，并试图针对全球力量的动态重新发动冷战，情况会更糟。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国会和媒体中显然存在着好斗团体，他们在强调“从中国身上看到的危险”时，将继续破坏哪怕是相对温和的改善措施。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局面。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许多美国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的情绪——媒体和政治辩论对中国的猛烈抨击很难让普通美国人不这么看待中国。但如果就“美国人最关心的5个问题”进行民意调查而不列出选项，我不认为中国会是其中之一。再举一个例子，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华盛顿支持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只有不到3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环球时报：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对美国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感到担忧。您怎么看这种担忧？

派克：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说一套做另一套”的专家。我一直对华盛顿主要战略家中的部分人那种顽固的“愤世嫉俗”态度感到震惊。这些人是真的相信“美国高人一等”，相信“只有美国才能协调和管理这个星球”。为实现这样的高目标，他们必须采取自相矛盾的行动和政策。美国政治家富布赖特曾说，“华盛顿并不总是特别善于宣传他人，但它非常善于宣传自己”。他认为，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美国以为仅仅用自己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理解全世界，以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以为自己有智慧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所有需要被协调的事。对富布赖特来说，这就是美国权力傲慢的本质——它导致了美国在世界上所做的和它所说的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明显冲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最终的唯一出路”

环球时报：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美国会成为这方面的障碍吗？

派克：我几乎一点都不怀疑世界正朝着更加多极和文化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无论是“金砖国家”与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都看到了一个与华盛顿想要的截然不同的世界。但我预计，美国和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将以各种方式极力阻止多极世界的建设。

问题的核心是美国应重新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看待多极世界，而不是担心中国在这个多极和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会如何发展。后一种心态让美国把中国置于自己政策的焦点，将中国当成美国的“全民公敌”——中国显著的经济转型及其在多极世界中的独立自主是对美国领先地位的挑战。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中国自身崛起的问题，而是有关全球权力转移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确实在全球权力转移中发挥着根本和关键的动态作用，而美国需要学会与中国合作，这也是许多“南方国家”所热切希望看到的。中东最近的事态发展和中国在该区域的外交作用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正在进行的全球性转变。但我们不应对华盛顿会对一个多极世界的建设作出积极反应抱有什么幻想。

环球时报：中国领导人10年前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您如何评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派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最终的唯一出路。中国强调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全球框架，而不是华盛顿喜欢说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认为，各种相互关联和意想不到的危机会促使各国用中方倡导的这一理念来实现全球治理。

所有我们该做的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如何找到一种公平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我们如何应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绿色专利技术转让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普通美国人制造出更多的碳排放，以及美国和欧洲应对历史上的碳排放问题负有责任的事实？还有，世界上存在着“要求其他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要表现出比美国和欧洲更克制”的历史性不公正问题。全球治理将不得不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同时也要考虑那些欠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得到怎样的援助。

归根结底，当世界正走向更加多极、文化更加多元时，我们需要对这个世界中众多国家的独特文化保持敏感性。但遗憾的是，当前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并不是这样对待世界的。在试图将美国权力“普世化”的同时，他们也试图将自己喜欢的关键词和权力概念“普世化”，并认为其他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受美国权力的驱使。当然，这是华盛顿将自己的动机以及在一个“必须由自己领导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理想化了。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无法用西方标准来评估”

环球时报：通过专访乔姆斯基和您，我们发现老一辈美国人（尤其是学者）和现在相对年轻的一代美国人，在理解中国方面存在着认知差距。为什么会这样？

派克：从根本上说，差距体现在当前缺少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思考。美国智库当下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历史性的。1966年我进入哈佛研究生院时，像费正清或欧文·拉铁摩尔这样的老一辈教授，有不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生活过，他们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研究中国几千年来复杂而引人注目的历史，也深刻意识到团结统一对中国的必要性。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而不仅仅是用美国现实政治思维方式或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的传统来看待中国。

更不幸的是，现在一些美国分析人士对中国的“理解”往往与美国自身力量的理想化相结合，这只会进一步加深他们有关“中国一心要征服全球”的想象。

简而言之，我认识的老一辈美国学者认为，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将永远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无法用西方标准来评估”。他还补充了自己的观点——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所有这些理解中国政治的努力都有一个基本错误，那就是它们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进行的”。

环球时报：您近两年在写一本关于“西方误读中国”的书，该书进展如何？

派克：我快写完这本书了。但令人遗憾的是，近期乌克兰危机等问题的演变凸显了美国政策中那些更为危险和更令人不安的部分。同样，北约的相关声明也在重复这样的危险和不安。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中国已被大量纳入国会、媒体和学术界关于“如何威胁美国全球角色”的讨论之中。需要理清的事情太多了。